我和情人的四个情人节

文字：艾小羊

晏云与阿强是手拉手来找我的，在2006年第一场雪中。雪花轻盈地落在他们年轻的面庞上，晏云伸出舌头顽皮地将一片雪花纳入口中，阿强看着，笑。然后伸手替她拂落头顶的雪花。灰蒙蒙天空下满是匆匆赶路的人群，透过必胜客宽大的玻璃窗，我看着他们，像看黑白照片上站着一对彩色的、鲜活的、幸福的人儿。

晏云在电话里说，他们的爱情线就是情人节。我好奇。听了太多情人节的无奈与愁苦，想知道这样一个越来越被商业化的节日中还能有怎样惊世的爱情。

2003年情人节

我和阿强相识于2003年情人节。那天是我在乌鲁木齐的最后一次演出，朋友酒吧开张去捧场。唱完《九月的高跟鞋》，一个长发中分眼睛闪亮的男生突然跑上来，说以后我有了乐队就请你当主唱。这话没头没脑的，却是我听到的最美丽的赞扬。

演出结束时，我给在场朋友留下电话。即将作别停留了一年的新疆，心中有很深的不舍。

回武汉后，一天突然接到阿强的电话。他说自己在北京呢，希望我也去，因为那儿才是音乐人的天堂。我出于礼貌随口答应。

阿强却把这事当真了。他在一个朋友那儿为我找了一间房，并亲自买了一块大红的印着丹凤朝阳图案的花布挂在窗子上，每天坐在那扇被染红的窗户前盯着手机期待我的消息。当他再次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切时，我没想到还有这么认真的男生。阿强显然有些受伤，他说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但你必须告诉我真话，因为我在认真地等你。

可能搞音乐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某种浪漫想法左右一生的决定。挂掉阿强的电话我就开始着手准备去北京。

两天后，我站在那个有着大红土布窗帘的小屋前。阿强依然长发中分，我们像很多年前就是一家人一样没有任何疏离感。他牵着我的手掀开竹门帘，丹凤朝阳的大红窗帘滤掉了夏初阳光的刺目和燥热。

2004年情人节

我与阿强像相识多年的亲人一样走到了一起。阿强让我呆在家里专心唱歌写歌，说出去挣钱的事应该交给“家长”。其实他也只是个20岁出头的孩子，然而他天生与其他男生不同之处在于乐于并敢于承担爱情及爱情产生后的责任。

不久，阿强的工作发生变故，收入锐减。我们不得不搬家到偏远的圆明园画家村。

阿强每月800元的工资有450元要交给房东，剩下的350元是我们一个月的伙食与杂物费。他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去村口买够我们一天吃的馒头。按北方的生活习惯，他可以只吃馒头不吃菜，可生在武汉的我却受不了。我没有说，但阿强明白。于是他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汤喝。

几片白菜叶浮在清清的水面上，下面是一只荷包蛋和几根粉丝，这叫“浓情鲜蔬汤”；从邻家摘的嫩南瓜茎和鲜艳的南瓜花盛开在水里，是他发明的“健康润喉汤”；新疆的葡萄干与百合干在沸水里跳舞是“西施养颜汤”。无论多么简单的东西在他手里都能变成美味。

如果哪天阿强出去买菜，碰巧有朋友给他一把小白菜，他就会兴高采烈地回来告诉我，我今天挣了一块钱。把省下的钱叫做挣来的钱，让人觉得度过物质的艰苦居然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2004年情人节，为祝贺相识一周年，阿强送给我一只像枕头一样大的玩具狗熊。我高兴极了，抱着它睡了一个甜甜的觉。第二天早晨，我催他去买镘头，阿强抱起狗熊往我眼前

一推，说：“馒头都在这儿。我立志要做一件让你刻骨铭心的事，所以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买了情人节礼物，你高兴吗？”“高兴，可现在我饿。”我可怜巴巴地说。这件“最浪漫的事”很快在朋友中传开了，为了让两个傻瓜不至于饿死，他们紧急制定了“拯救最后恐龙”计划，轮流请我们吃饭。

春天很快来了。阿强每天晚上去歌厅做调音师，白天我们就形影不离地呆在一起。做完该做的家务，他站在院子中间大声喊，去兜风喽。等我穿着花裙子走出来，他已经推着那辆破自行车等在门口。房东5岁的女儿总在这时向她妈妈嚷，我长大要像晏云姐一样嫁给阿强哥。

北海北门和柳荫街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不需要买门票就可以看到垂柳如烟浓荫似碧。我和阿强肩并肩走或者坐，面对北京城的四季轮转交替，所有的日子都被快乐盛满并溢出来分给了朋友甚至在街上看到我们“兜风”的陌生人。

有段时间阿强失业了。碰巧他父母从新疆来北京。我们怕老人家担心，于是每天晚上6点一到，就像两只双飞的鸽子拼命挥动翅膀对站在门口的老人说我们上班去了。在落日的余晖和亲人满足的笑容中，阿强骑车带我走远。

无班可上的我们躲进北大校园。等天完全黑下来就去海淀图书城的昊海楼看书。书城关门时，也差不多到了我们该“下班”的时候。回家，阿强的父母看着我们，满足得像秋天盛开的野菊花。

一个知道我们失业的邻居每天两眼发直地看我们手牵手乐呵呵地出去。一天突然冒出来一句：“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像你们这样天天不上班。可我要是你们非愁死不可。”

在别人眼里苦不堪言的事到了我们这儿都变得无比开心和轻松。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爱情的力量。